近年来股票单向杠杆，中国外资企业的“生产回岸”行为有所增加。

从外部因素看，全球民粹主义兴起，国际政治经济日益紧张，贸易争端、地缘冲突、供应链断供等问题频发；从内部因素看，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标准提高。以上内外因素均驱使跨国企业考虑是否要重构现有全球生产布局。

从长期深层次原因看，调整的一个可能因素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智能生产技术在世界范围迅速普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资本替代劳动，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以及作业安全性。发达国家产业智能化将消除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基于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差异，从而导致传统“离岸”业务回流至发达国家。

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以占市场主体2%的比重，为10%的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创造了岗位。外资企业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中高端人才，同时带来了大量技术溢出，帮助国内创新研发的能力提升。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外资调整的问题，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实施相应对策。

发达国家智能化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外资外贸

1.对外资生产成本和效率的影响

发达国家智能技术使用增加后，将引导跨国企业将生产环节“回流”母国，导致中国外资企业退出生产。

其一，发达国家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以在简单、重复性岗位中替代昂贵的本国人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消除劳动力禀赋劣势。

其二，发达国家通常拥有更强的智能化技术和更高的研发投入，能够高效地开发新技术，并将新技术与传统生产流程融合，实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作业安全各方面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它们有动机在本土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逐渐替代过去在中国的离岸外包生产，从而实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

目前，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商投资的影响还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服装纺织等工序简单、技术水平较低、易于自动化的行业。另外，中国具有大市场效应，因此，当外资企业产品主要面向中国市场时，外资在中国生产经营更具有区位优势。当然，即使有一些外资企业有意调整，其沉没成本和智能化安装成本也较大。这些因素都会削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导致外资“回岸”的影响。

2.对外资出口的影响

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使用，将导致中国对外出口额下降。当发达国家使用智能化技术扭转自身劳动力禀赋劣势后，可以使原本外包到中国的业务回流。此时，由中国生产并再次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可以直接由发达国家生产，必然导致中国对外出口的下滑。特别是对于加工和组装环节相对简单且可程式化的产品，易于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完成并实现发达国家本土生产，使发达国家对中国依赖程度降低。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将掀起一场生产禀赋优势的竞争，从而决定各国对外出口的受影响程度。目前，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人均占有、智能化制造及维修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强度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劣势，这将影响将来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应对建议

充分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环节。目前人工智能引导新一轮产业变革是大势所趋，将对全球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持续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应对。

1.推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

中国应加快推动本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帮助外资企业提高在中国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强化原有的禀赋优势。

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可以考虑以下策略。一是鼓励研究机构和私营部门加大对智能化技术研发的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是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技术转移和创新；三是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即为初创和关键技术研发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提供税收减免、补贴等政策支持，还要为需要建立智能化生产线的传统外资企业提供支持与帮助；四是培养及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和落户奖励，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

2.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是留住外资、减少“生产回岸”行为的一个重要对策。通过改善法律法规、增强市场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以及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有效吸引和保留外资企业。

结合当前全球及中国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展工作。一是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时间；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创新得到有效保护，增加其在中国市场的信心；三是优化劳动市场，放宽劳动力的流动和落户政策，确保外资企业能够招聘到合适的员工。

3.利用中国“大市场”

外资企业更多地聚焦中国内部市场，可以更好地响应本地消费者需求，同时分散全球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生产回岸”的可能性。

引导外资企业开展内销，可以考虑以下实施策略。一是提供国内市场的准入便利，简化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准入程序；二是基于内销方面的财政激励，为专注于中国市场创新和研发的新产品的外资企业提供便利；三是提升供应链整合支持，撮合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提高供应链效率和响应速度。

4.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开展多形式的国际投入产出合作，避免被欧美等国主导的产业链边缘化。一是强化双边投资合作框架，促进资本和技术流动便利化，以及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项目；二是与东南亚等地区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建立供应链合作策略，包括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在物流、制造和研发等领域合作。

（李磊系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教授，马欢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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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

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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